语音的故事（三十七）| 朱晓农：“支脂之”古代同音吗：段玉裁的故事（连载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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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音的故事（三十七）

“支、脂、之”这三个字在《诗经》里到底各自怎么读？

《广韵》的206个韵，一东二冬三钟四江；36字母，帮滂並明非敷奉微见溪群疑；古代四声平上去入；上古音17部也好，21部也好，28部、30部也好，传统音韵学分出来的都是音类，但是每一个音具体该怎么念，却不好办。一东二冬三钟到底有什么区别？非敷奉有什么不同？知组章组庄组的分别是什么？四声的调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古代的学者有的是说不出来，有的是说得不对，也有的是心里知道却没法表达。

先来看“说不出来的”——音韵学史上有个故事，段玉裁根据诗经押韵和谐声字的资料，区分上古音之部、脂部、支部，是顾炎武之后了不起的成就，但是他自己到死也不知道这三部到底是哪儿不同。段玉裁晚年给年轻的江有诰写信说：“足下能知其所以分为三乎？仆老耄，倘得闻而死，岂非大幸？”可惜那位“精进未艾”的江学者亦一筹莫展，让这乾嘉一代大儒到死也难瞑目。

再来看“说得不对的”——比如说，上古音鱼部的读音，明朝陈第《毛诗古音考》认为“马”应该读“姥[mu]”， “家”应该读“姑”， “瓜”应该读“孤”，顾炎武以下清代学者直到章太炎都同意这个观点，但是他们的看法其实是不对的。

心里知道却没法表达的——比如戴震论阴声阳声：说阳声“犹击金成声也”，阴声“犹击石成声也”，又说阳声“如气之阳，如物之雄，如衣之表”，阴声“如气之阴，如物之雌，如衣之里”。我们现在知道，阳声就是有鼻音韵尾的音节，阴声就是没有辅音韵尾的音节，很简单，但是戴震就是说不清楚，越说还越糊涂。

反切好象是给汉字注了音，实际上给出的也是音类，而不是音值。比如“家，古牙切”，根据反切，上海人读[ka]，宁波人读[ko]，胶东人读[cja]，北京人读  

[ʨia]，各地都可以有自己的读音。现代音韵学一开始就接触到音值这个让乾嘉大儒们止步的天堑主题。

长期以来，许多人把音韵学视为“绝学”，认为它太难懂难学，究其原因，最重要的就是传统音韵学缺乏好的记音工具和一套科学的术语。音韵学是研究语音的，汉字本身却是非音位的文字，汉字虽然是“形音义”一体，但是他的表音，却具有超方言的性质，A地可以这么念，B地却要那么念，正象我们上文所说的那样。所以，用汉字来给汉字注音，或描写一个音，就是非常困难的事。反切尚且如此，其他的就更玄虚难懂了。所以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音辞篇》说：“古语与今殊别，其间轻重清浊，犹未可晓，加以内言外言（何休注公羊：言乃者内而深，言而者外而浅）、急言徐言（高诱注淮南：旄读近绸缪之缪，急气言乃得之也；蛟读人情性交易之交，缓气言乃得耳）、读若之类，益使人疑。”就连颜之推这样的学者，都觉得古人描写发音的那些“内言”“ 外言”“ 急言”“徐言”“ 读若”一类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词儿，很不容易理解。

至于术语，更是歧义旁出，就拿“声”“ 音”二字来说，“声”可以指声母（双声），可以指韵母（邵雍《声音唱和图》称韵部为“天声”），可以指声调（四声），还可以指发音部位（神珙《五音声论》：“东方喉声，西方舌声，南方齿声，北方唇声，中央牙声”）、发音方法（方以智《切韵声原》：初发声、送气声、忍收声），还可以指音节类型（主要跟韵尾有关，如阴声，阳声，入声）；“音”可以指声母（邵雍《声音唱和图》称声母或声类为“地音”），可以指韵母（顾炎武《音学五书•音论》：“古曰音今曰韵”），可以指声调（戚继光《八音字义便览》，八音指8个声调），还可以指发音部位（五音七音、牙音唇音）、发音方法（劳乃宣《等韵一得》：戛音透音轹音捺音）等等。

1918年，钱玄同《文字学音篇》首次引进音标来讲解音韵学，并介绍了新兴的中国式音标注音字母，从此以后，音韵学就普遍利用了音标工具。经过赵元任、钱玄同、魏建功、张世禄、罗常培、李方桂、陆志韦、王力、丁声树等等老一辈学者的提倡和努力，音韵学的术语体系也大致完善统一起来。罗常培《汉语音韵学导论》虽然是一本仅7万多字的小册子，但是在语音学知识的普及和术语系统的规范上，却有非常巨大的功劳。王力《汉语音韵学》（原名《中国音韵学》）专门设第一编“前论”，讲解语音学和音韵学术语，对传统音韵学的现代化，功劳非浅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和研究音韵学，首先应当学好语音学，掌握音标，特别是国际音标。不但要会认，而且要会念，不但要会听，而且要会记，这可以说是音韵学的基本功。

1923年，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发表了汪荣宝的论文《歌戈鱼虞模古读考》，论证了唐以前歌戈韵的音值是a，汉魏以前鱼虞模韵的音值是a，改正了陈第、顾炎武以下古音学家的看法，接近于上古音的真相。他的文章引发了音韵学界的一场大讨论，拉开了汉语现代音韵学的序幕。接着，高本汉的学说被引进，他的《中国音韵学研究》由赵元任、罗常培、李方桂翻译成汉语，以《广韵》为代表的汉语中古音的声韵母系统被构拟出来，以《诗经》音和汉字谐声系统为依据的汉语上古音的声韵母系统也被构拟出来。从此，汉语音韵学只研究音类的传统时代结束，既研究音类，也构拟音值的新阶段开始了。而“支脂之”上古的读音问题也解决了。“脂”还是读 i，“之”发成类似ə那样的音。而“支”则是 e，这到东汉还是如此。比如佛经了有个akhemukhe (阿企目企)﹐用“企”對譯khe。“企”的韵母和“支”是一样的。

到了21世纪，朱晓农开始在国内倡导“演化音法学”，使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，最大范围地实地调查活语言，科学地重建人类语言的语音演化的原理和过程，得出了很多以往想象不到的结论。例如，汉语以及临近的苗瑶语、侗台语、南亚语里，我们的“清浊”，从古代到现在，都和英语、法语里的“清音”“浊音”如p~b, t~d是不一样的。他们的“浊音”是声带振动的辅音声母，而我们的“浊音”，指的是后面的元音韵母是漏气的发音，而前面的辅音声母倒反而声带一般是不振动的。这种漏气的发音叫“气声”或者“弛声”（较弱的气声），就是有了这种气声，还有假声，才使得汉语从上古孔子时代的无声调语言，到了魏晋南北朝沈约时代，发展成为声调语言。而且在这演化的过程中，还受到苗瑶、侗台语的影响。换句话说，过去我们以为，苗瑶、侗台语有声调是受汉语的影响，其实反过来才是历史的真相。我们研究历史，很反感“欧洲中心说”，可自己很容易来个“华夏中心论”，以后做学问发议论可要小心——该什么就说是什么！

（原载《叫我如何不想她——语音的故事》，朱晓农、焦磊著，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一版）

（《汉语音韵学导论》，罗常培著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）

END

本期编辑：黄富强

本期审读：黄富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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